估计很多人都认同这样的说法，中国文化最进步、最开放、最灿烂、最百家争鸣的时代，是在五四运动后到新中国成立前的那段时间。无论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无可否认那是个英才辈出的年代。令人缅怀。到今天，科技或许进步了，但在文化上仍是止步不前，准确地说是落后了。

    小编看的为数不多的几本书中，也以那段时期的作者文章为多，读起来口感不同于现在作家写的书籍，有股子实在、真诚、扎实的口感在里面。总像一个和蔼老人，对一个小辈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或是介绍一种思想给你，但不强加于你身上，不强求你的认同，不像现在许多人介绍的东西，似乎除了自己的都是错的。

    那段时间文化昌盛，英才辈出，自然寻根究底，培养英才的学府也是不得了的。如果没记错，最出名的应该是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和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当时的大学排名中，国立中央大学的派头是远超西南联大的，但现在名气倒远逊与西南联大。国立中央大学那时候是亚洲第一学府，综合排名超过了日本东京大学，后来院系调整中被分拆成多个大学或院系，即使现在继承了主要道统的南京大学，仍然是中国最出色的高等学府之一，可见国立中央大学底蕴深厚。

    生活在红旗下的我们，自然更认同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在抗战时期于昆明成立的临时学府，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大的，似乎没什么成就。如果说国立中央大学当时是正规军，那么这个西南联大更像个由杂牌军拼凑成的联盟了。西南联大学生很少，只有几百个，对比今天量产式的高校，简直就是麻雀遇见了鲲鹏。但恐怖的是西南联大的成才率，这里的成才标准按国家级院士、著名作家等衡量，标准十分高，但起码有百分之十左右的西南联大毕业生今后取得了这一成就。培养出一大批在今后中国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杰出人才。为数不多的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均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上的许多名人均与西南联大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请自行百度之。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时期即就读于西南联大，由何老口述的《上学记》一书中，就有详细记述了那段时期的故事。其中有一段故事写到，在考西南联大时，那次数学考卷十分难，有一道数学题何老做不出来，并且记忆到了现在。那道数学题是：在椭圆上任取一个点，问：把这个点到椭圆圆周上每个点连续的中点连接起是什么图形，并给出方程。这道题何老没做出来，但考完试后有个数学好的同学告诉他，这题不能用正坐标表述，得用极坐标。何老豁然开朗，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一直到现在九十岁高龄仍记得。

    让何老印象深刻的不是这道题本身，而是其背后蕴含的意义。当一种坐标我们思考不同的时候，就换另一种坐标去思考，这世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绝对正确的，也不存在一成不变、永远正确的坐标。何老联系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一一剖析思想需自由变通，不能存在坐标之重要性。譬如说，在文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严格的坐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拼的你死我活，什么事情都往这方面套。即使是一个科学命题，也会说这个命题是资产阶级的，那个命题好，是无产阶级的。现在的我们看来，这当真荒谬。这是一种极端情况，但却是存在。

    不能有单一坐标的思维模式，在凶险的商业领域尤其如此。许多使用单一坐标思维模式的公司，不是倒闭了，就是已经奄奄一息。真朴苑押花装饰画业在艰难的创业路上，坦白说，如果只使用单一坐标的思维模式，早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从单做工艺品，到押花饰品，做外贸，转战国内，开始专攻软装装饰画市场，一步步，都是不同坐标系间的变换，殊为不易。广州军区邓正明将军曾题诗赠与真朴苑押花装饰画业创始人傅庆军女士，诗云：“征战千回成虎将，经商百叶铸精英。百花盛放莹珠水，伟略雄谋绘锦程。”正是对其创业路上艰辛付出的肯定和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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