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建筑如人的身体，室内软装装饰则如人的衣服，两者相辅相成。一个空间，搭配怎样的额软装饰品，怎样的装饰画，都与建筑本身密切相关。从事押花装饰画行业多年，深觉为各种室内空间配饰装饰画的不易。一个好的建筑空间，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刊登于《当代设计》杂志，为台湾著名设计大师汉宝德先生所写，其中对建筑设计的感悟很发人深思。）

    在年轻的时候对于建筑的定义常觉不切实际，但是经过数十年建筑教育与职业经验，觉得定义就是思辩的结论，就是对于一事一物的基本看法，就是哲学基础，就是对本质体会的结果。

      在我读书的时候，常听到柯比意那句名言“建筑是生活的机器”。这句话虽并不为大家所完全承认，但却代表了现代主义的建筑观。现代主义者是重视理性与功能的，是西方文化发展到极端的建物。从这句话里，表示建筑是为生活而存在的，建筑与汽车一样是一部机器。这是Le Corbusier年轻时候说的话，对一个东方的建筑学生而言，只是一句观念较新奇的话而已，并不能深解其可能推演出的社会文化意义。

      我于60年代就到美国念书，恰在现代主义做最后挣扎的时候。反现代主义的浪潮，在路易士康的带领和社会文化界的声援之下，(尤其是普普艺术与雅各太太的著作)已经完全成型，就等范裘利的最后一击。对于喜爱思考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充满战斗意味的时期。现代主义者们在面临挑战的时候，开始自我反省，并施出最后的一招，希望挽救其命运，那就是建筑的科学化与学术化。60年代是建筑上行为科学的研究与设计方法的研究最热门的时代，就是为了藉学术之力，所能肯定理性在建筑上的价值，也就是进一步的信守“建筑是生活的机器”那句话。

      现代主义在遇到信心危机的时候，发现Le Corbusier以及现代建筑的前辈们的教诲并没有错，而是没有认真执行。Le Corbusier说了这句话，自己到了晚年，像玩泥巴一样的玩混凝土，返老还童，把建筑当艺术看。现代派的少壮份子希望把常识的机能主义，推上科学的机能主义的层次，赶上科技领先的时代。

      我读书的环境在基本上是现代主义的大本营，所以我当时也坚持现代主义的精神，力主建筑的科学化。甚至把这种信仰带到东海大学建筑系的课程中。可是在同时，我也从事建筑的实务工作，花费一部份心力在设计上。在几年的时间内，由于与业主的接触，我开始感觉到建筑的理论与教育体系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即使是科学的分析，也无法建立共识。

      这时候我面对了严重的困惑。站在学院的立场，可以把学生引导于理想主义的层次，使他们成为改革的尖兵，因此教育体系力求超然于实际职业的运作之上。这就是我的做法，我要求学生维护知识份子的尊严，不受商业社会的污染，为理想付出代价。但是我也不免怀疑，这样的建筑教育对于未来社会的远景，有怎样的预期?我们是否可以为未来勾划一个轮廓，使今天的理想终有实现的一天？

      我有一个答案，所以在那段时期，我希望建筑的职业架构改变。我预期未来的建筑界与其他工业生产体系一样，会进一步的合理化。因此我认为社会并不需要建筑师制度，应该结合营造业，成为完整的经营体系，因此“合理的设计原则”可以发挥作用。我对当时立法院通过了《建筑师法》，使建筑专业化得以西洋式的形态的合法化，感到是一种开倒车的做法。

      在那段日子里，我得到另一种体会。回国后，因虞曰镇先生的资助，办了几期《建筑与计划》双月刊。这是一个粗糙的以现代主义为立场的刊物，但无法得到任何反应。后来虞先生基于其他的考虑，不再支持我，我乃以最简单的方式出版《境与象》双月刊。由于在内容上以感性取向，立刻得到相当的回响。这使我体会到要取得共识，达到沟通的目的，严格的理性和细密的推理，远不为动人的说辞与引人注意的形态更有实效。

      这时候我很认真的思考，把建筑当做一种合理思考的结果可能是错误的。我们是一群对建筑怀有理想的人，我们有一套严肃的理论体系，但这是永远不可能与社会大众沟通的东西，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走出象牙塔，拥抱社会大众呢?

      把自己当作商人，积极投入商业社会的运作中，是另一个极端的做法。然而现实主义的态度会把建筑这一行业完全吞噬掉，建筑师就失去知识份子的立场了。建筑原先就失掉了现代主义时代所特有的使命感。我开始觉得，建筑家若要找一个在现代社会上不要卑躬曲膝的求生存，仍能受到社会尊敬的办法，只有回到西洋古典传统的观念，承认自己是艺术家。那么就要肯定建筑是造型艺术。

▲图为汉宝德先生（台湾著名建筑学家，现任台湾总统府资政等职）

      这已经绕了一个大圈子了。建筑是艺术，是西洋十九世纪学院派的定义，在现代建筑革命时已经被革掉了。包豪斯只承认建筑是一种工艺。工艺与艺术之间的不同，在于前者把造型视为生产过程的自然产物，是逻辑与美的结合；而后者则视造型为一种目的，生产过程要支持这种目的的达成。把建筑定义为一种艺术，就要放弃合理主义的观念，以感性代替理性。然而建筑系的教育中免除绘画与艺术训练已有若干年了，这个圈子绕得非常辛苦而尴尬。

      其实强调建筑中人文主义的精神，我自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了。我读了Hudnut与Belluschi的文章。对人文精神就心向往了，只是压制在现代主义的思潮之下，未经萌芽而已。因此我的思想很自然的回到西方学院派所代表的人文主义，把艺术的内涵包容在人文精神之中，当我们用今天的角度看人文主义的时候，就不一定限于贵族式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也可以是民主时代的人文主义，艺术的涵义也可以演而为大众艺术了。这就是范裘利在60年代初期所发现而大力鼓吹的东西，只是他受美国学院的影响太深，在发现之后又把它推回到象牙塔理论的尖角里去了。

      当我得到这样的结论的时候，已经离开东海大学建筑系了。回顾几年间所做的建筑、所从事的教育工作，乃至出版了又停刊了的杂志，好橡一个梦境一样。现代主义者的理想逐渐离我远了。我曾经是一个执着的人道主义者，曾经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曾经是一个有机主义者；这一些都离我很远了。

      我非常遗憾向这些多年的信仰挥别，尤其使我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放弃人道主义的立场。现代主义中有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现代建筑特别重视大众居住问题，居住环境问题，就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天下寒士尽欢颜!”是中国的人道主义的建筑思想。对于一个在战乱中过了难以言喻的苦日子的我来说，这是崇高伟大的建筑观，是建筑家最高贵的理想。我曾于1970年参加过德国的一个研讨会，又于1970年参加了伦敦大学的都市发展课程。这两者都是为第三世界国家所设，讨论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福利问题。这些曾加强了我的福利社会与人道主义的观念。然而这一切都过去了。十分遗憾!在我开始为中国时报撰写专栏《门墙外话》的那最初几年，时常强调的就是这些观念。记得我初次写到台北兴建天桥是不合人道的做法时，曾得到相当广大的反应。在极少数人拥有轿车的当时，这是可以想像到的。

      在骨子里，我并没有放弃人道主义的想法，可是在建筑上，我已经不认为负有人道主义者的任务了。我的经验告诉我，喂饱饥饿的大众，供给顶无片瓦的寒士们房屋，不是一个建筑问题，而是政治家与工程师的问题。我了解到只有在***的国家，至少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彻底由政府解决居住问题，建筑界研究居住建筑的成果，才能配合工程师，派上一点用场。在标榜美国式自由主义的我国，不放弃只有痛苦而已。因为十年前的台湾已经是房地产投机业者的天堂了。

      一个民主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是自另外的观点为大众服务；是利用民众可以接受、乐于接受的方式为他们服务。其基本精神就是一个“人”与做为业主的大众的“人”。

      看上去似乎无可深究:我们是“人”，何曾有任何问题?不然，在现代主义时代，有使命感的建筑家虽为人身，在精神上是具有神格的。现代建筑的大师们的著作，其口气是救世主的，他们与先知一样，要救世人于苦难中。所以当时的大建筑师几乎都有一套都市的构想，因为透过都市的居住形态，他们的智慧就以神格创造了人群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社会大众不但是可怜的，而且是愚蠢的。

      在这个传统之下，有使命感的建筑家都喜欢大尺度的计尽。建筑研究所的学生争着进入都市设计组，使他们都成为个性高傲、行为乖张的“非人”。嘴巴上说的都是为了人群，然而却对人群毫无所知。他们的心里都有一个小毛泽东。

      做为一个民主时代的人文主义者，首先要恢复自己的地位与“人”格。承认自己的能力是有限度的，自己的贡献要视民众接纳的程度而定。恢复“人”格，不表示坠入流俗的泥淖之中。因为人文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人文主义者相信人有其高贵的一面；孟子的性善论就是人文主义之理想主义产物。人文主义的建筑家所努力以赴的是把人性中高贵的品质呈现出来，提升人之为人的水准。自一个角度看，其角色与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家并没有两样，只是少一点英雄色彩而已。

      现代的“人”格中仍然可以强调创造的成份，也就是艺术家个人的发现。这样说，英雄的意识是可以存在的。在路易士.康反击功能主义理论的时候，指出人的造物可以不同于自然。人可以画一个红色的天空，可以建造一个走不进去的门。这是人的意念的表现。康的思想中有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而英雄是合乎神、人之间的性格，也是人文主义者的基本性格。但是民主时代中的英雄不是悲剧中的英雄，是可以引起他们共鸣的英雄，说着他们自己的语言的英雄。自怜狂式自封英雄的时代也过去了。

 
      今天的人文主义建筑家所服务的对象是多数的群众，而不是少数的英雄。以中产阶级为主要组成份子的大众，是不轻易向自以为是的英雄顶礼膜拜的，易言之，今天的建筑家要能使这些受过教育、家有恒产，但对艺术没有深入了解的大众受到感动才真成功。要做到这一点而不流于凡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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