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府和开发商为主导的“造城运动”，在最近的15年间，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中国城市的景观风貌。在这15年间，中国城市建设累积完工的房屋面积近100亿平方米，其形式包括了各类型的新城、开发区、城市旧区、城市CBD、城市中心区，以及综合商业区、大学城区、科技园区、物流园区等等。以如此大规模、大尺度，几乎在全国各地同时间以高速度在进行着的城市化建设，不仅史无前例，更引起了各国政府、媒体及学者专家普遍的关注与讨论。若以台湾经验的角度来看，或许也可以提供一点野人献曝式的蒭荛之见，让各界来批评指教。

    一般而言，城市建设有的是在旧城基础上予以更新，有的是在旧城外围加以延展，也有的是在旧城之外另建共生的“卫星城”（Satellite City），甚至是另选一处建造一个完全可以自立自足的新城（Independent City）。由于中国大陆造城的范围、规模比台湾都大很多，大陆习惯称之为“新城”（New City），台湾则习惯称之为”新市镇”。但不管要建造一个新城或新市镇，都必须“谋定而后动”，事先拥有通盘的计划和周延的蓝图，如果新城的概念只是一个理想，而没有具体的配套建设，那么进驻者很可能只是走入一片处于荒凉的建筑物中而已。一个成功的新城至少要有三个必备的元素，那就是便利的交通、产业进驻，以及完善的公共设施。

    建设先于人口，这是决定新城开发成功与否的基础；公共运输工具可以到达的地方，才有可能形成居住的聚落，也才具备供人居住的环境条件。因此，在交通建设启动之前，贸然抢进新城，风险不小；反之，已有大众运输系统及便捷交通网络的新城，未来发展的机会自然大多了。

    做为省会的中兴新村，是台湾地区新市镇开发最早的成功案例。但由政治力推动的新市镇也有不少失败的例子，例如林口新市镇、台中港新市镇和高雄大坪顶新市镇等，开发时程皆较原订计划严重落后，已被主管的经建会评为失败，决议缩小其开发规模；导致不少早期投入的开发商砸下大笔资金，套牢多年，至今仍有大片土地荒废在那里。另一个曾经受到瞩目的淡海新市镇，近几年曾多次对外标售土地，成绩也不甚理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交通建设未臻完善，开发迟缓，欠缺生活机能。早期进驻的居民可说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朗誉别墅装饰创始人、台湾设计教父、亚洲权威设计媒体《当代设计》杂志出版人黄小石

    台北市信义计划区，则是由政府规划、民间开发的一个成功案例，目前还成为全台高房价指标的豪宅区段。该计划区开发迄今已有二十年，成功的关键在于捷运开通，购物、餐饮、休闲、娱乐、金融等商业纷纷进驻，加上公共建设也相当完善。

    新市镇开发源自英国，原是因应城市开发、舒解城市人口的一个手段。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各国人口急速增加，许多城市都产生难以容纳的问题，于是开发新市镇便在世界各地流行开来。以香港为例，自1973年以来，已开发了九个新市镇，容纳了250万的新增人口。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更兴起了“新城市主义”的浪潮。针对西方国家多年来住宅趋向郊区化，所引发的城市中心区空洞化以及郊外土地资源浪费等诸多弊端，“新城市主义”主张在进行城镇和社区建设的同时，不仅要注意居住环境，保持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更要注重对公共空间和公共建设包括生活商圈配套的投入；尤其强调整个城区和社区在就业机会与居住功能二者之间的紧密结合，以保证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开发模式；这也就是说，城区除了要提供一种更人性化的居住模式外，其中还必须有一定的产业链和生活机能配套，亦即本身要具有延续生命的造血功能。

    反观中国近年来的大规模城区开发，很容易就暴露出一些问题：由于在规划阶段过于强调某些功能，却忽视了人类社会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基本需求，结果就出现了不少仅供居住和睡觉用的“卧城”，或仅供办公用的“空城”，或与社会脱节的象牙塔式“大学城”，或围绕着工厂及其居住区而展开的“生产城”，或只有消费者和游客而没有长久居民的“旅游城”、“影视城”……等等，凡此皆与先进国家真正意义上的“新城市主义”还差上一段距离。

    从“新城市主义”所强调的“城市本身要有造血功能、区内尽可能自给自足”的观点来看，新市镇应该在开发之初，就要有交通工程的建设，以做为外部人口移入的管道；其次为达到尽可能的自给自足，区内还必须引进满足民众食衣住行育乐的生活商圈，以及工作所需的相关产业，包括采购、就学、就业等基本要件；同时公共设施如市场、机关、学校、公园、医院等也要到位，如此才能为进驻民众带来人性化的便利生活环境。

    新市镇开发在台湾容易遭到失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来自地主们的阻力。其实，新市镇开发在全世界要推得动，都必须仰赖廉价的土地。最好是由政府先用农田的价格将土地收购起来，再花一笔经费好好开发，然后以合理的价格卖出开发后的土地，以收回先前所投下的成本，这原是很正常的做法。但在台湾却往往由于地主们要哄抬地价而反对，政府又因土地私有而不能强制执行，于是再好的开发构想也就因此而搁浅了。所以，台湾新市镇开发失败的责任，民间也要负一大半。而这个问题在大陆，由于土地国有，只要有合理的补偿，基本上都不成为问题了。

    不过比较起来，现阶段的中国式造城，在各级政府抢时间与抢业绩的双重压力下，一方面不免存在着一些长官意志和激情、急功近利以及计划未臻成熟与完整的成分；另一方面科学理性决策和公众参与的过程亦嫌不够充分，包括造城之前的市场调研作业以及上述的一些配套措施与生活商圈的考虑在内，似乎都可以进行反思，并加以改善。

    此外，建筑不仅是生活的容器，更是文化的载体。目前，中国城镇化建设都以欧美模式为主，许多原有城镇的历史性和地域性建筑特色，往往由于除旧布新而一去不返，这无异于把自己全盘否认。其实，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是一项宝贵资产，如果能将它们的特色与优点凝聚在一起，并以新的方式传承下去，一定会让人感到震撼，且兴起怀旧与思乡之情。因此，即使中国造城、造镇免不了欧美化，也至少要有一部份保留中国的传统风格，这样做相信中国的后代子孙以及世界各人士都会有感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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